十一年前，我写过文章，就是用这样的标题，现在看来要重新思考。

一些法院在审理赡养纠纷案件中判决子女定期回家探望父母，督促子女履行法定义务，保障老年人权益。一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依法审理就业性别歧视案件，切实保护女性平等就业权。二、坚持公正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发挥庭审对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的决定性作用，以严格司法保障公正司法。制定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等司法解释，各级法院审结金融纠纷案件82.4万件，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亿元。出台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意见，各级法院审结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犯罪案件1.6万件。

加大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力度，建成世界最大的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法院和部分省区市法院实现了能够上网的生效裁判文书全部上网目标，截至今年2月底共上网公布裁判文书629.4万份，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布7993份。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规范司法行为。因此运营商又开发出和特定OTT应用合作的新模式，例如中国移动的企业买单，用户免费使用的流量模式、腾讯和联通进行的微信沃卡合作定向流量模式等等。

搜索引擎调整算法，将某些商家的搜索结果降级。早在上世纪末的电信改革之时，王小强和方宏一之争就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制模式：前者赞同由电信部门接管广电网，并按照网络技术进行大规模改造。这种主张还和互联网发展早期的端到端（end-to-end）原则和开放架构结合起来，认为正在出现的非中立性专有网络会遏制终端创新，特别是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模式。用户可以在开放的终端操作系统上设计、运行软件程序，并通过某种渠道发售，推动增值服务

他们担心ISP只为出价高者提供好的传输服务，却可能歧视众多中小内容服务商，特别是存在利益竞争关系的时候。网络中立的首要要求是平等地向全部服务商提供平等的接入服务，资本上进入的分离实际上有利于实现一个服务基础较弱的网络中立，但未必对增加消费者福利有好处，也不符合新经济内在的商业模式。

尽管表面上都是对互联网不同层面的整合，内部的实效却大有不同，原因还是在于商业价值产生的源泉。但物理层和应用内容层的强制分离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符合新经济的商业模式，从而使网络中立和创新与保护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4）一旦将几个层面打通，中立性争论的逻辑就完全可以扩展至互联网的其他层面，如平台、桌面，甚至是搜索引擎，也为我们理解互联网时代的反垄断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个人电脑上运行的操作系统和软件时常带有缺陷，这使病毒、木马和网络攻击变得十分常见。

如果忽视这种生态系统的存在，就很容易以不正当竞争或垄断来反对平台企业上述做法。最后，中立性辩论在法律上可以延伸至其他平台，连接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法的分析思路，从而更好地理解互联网发展的逻辑。对违规从事网上业务或传播有害信息的网站（包括论坛）依法采取责令整顿、予以关闭等行政处罚措施。四、中立性讨论的扩展 一旦在代码层、应用层和内容层都可以发现入口，原本适用于物理传输层的中立性问题就可以扩展至更多的入口。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4年第4期） 进入专题： 网络中立 。在美国的网络中立争论中，也出现了纵向一体化模式和强制最低限度保障模式的分歧，这体现了效率和公平的选择冲突。

其次，中国的ISP为国有企业，肩负盈利性和公共服务性双重职能。为实现这一目标，互联网企业也经历着不断转型。

其次是商业行为，从1998年的福州IP电话案到各地不断传出ISP封杀P2P服务，都反映了ISP被动创新的窘境。从条的角度看，每个专项内容管理部门都对各自权责范围内的互联网内容负责。可以说平台企业在中国某种程度上确立和维护了市场秩序，比ISP更加有影响力。这一难题部分是经济问题，部分则是政治问题，两者混合在一起，无形中增强了ISP的寻租地位。一些信息安全问题和国家行为也往往和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巩固了运营商的非中立地位。在智能手机时代，这一逻辑同样适用，只不过像浏览器、应用商店之类的入口同样能够对恶意软件和应用进行筛选过滤，控制权力再次变得多元。

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中国语境下网络中立的诸多意涵。（3）和中立性相对应的是整合互联网不同层面资源，排他地向消费者提供从接入到内容的服务，即纵向一体化。

这不断在冲击依靠销售信息和服务盈利的传统行业，例如图书、音乐、影视、短信和电话。在这个背景下，广电部门和电信部门之间的冲突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公司不断产生分化，出现了少数平台型企业和专注于应用和内容服务的大量中小企业和开发者，前者拥有强大的数据搜集和储存功能，后者则需要通过合作协议分享海量用户数据，提升竞争力，并和前者分成。第三，云计算在技术上的成熟使互联网公司更快速准确地按照用户的地理位置信息提供本地服务。

搜索引擎调整算法，将某些商家的搜索结果降级。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免费的基础服务按照之前的商业模式是难以想象的，但现在却成为现实，实际上有利于扩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职能的范围。其次，一些通过终端进行的操作和应用服务容易给作为传输管道的ISP施加过重负担，例如垃圾邮件和P2P软件。应用商店可以歧视竞争对手的应用，不予采用。

这种去中心化的结构大大便利了终端服务创新和个体自由表达。由于握有绝对权力，运营商完全可以自己开展终端应用服务，同时打压限制较小规模的竞争者，这十分不利于终端创新。

二、中立性难题 中国的互联网内容治理可以有好几种观察角度，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将前互联网时期的对口管理和条块体制应用至互联网上，从块的角度看，强调属地管理，将治理责任逐级发包，地方政府在各自管辖区内行使较大的管理权力。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经历了四次主要的电信改革，实现了电信业的政企分开、引入行业竞争、收编合并专有网络的初步目标。

事实上也很难说创新和消费者福利在整体上降低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电信的基础业务并未向私有公司开放，这并不妨碍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与不正当竞争）。

这种利益分化在美国表现得更加明显，本文仅想指出话语本身并不足以不证自明，还有必要看到支持或反对者所处的利益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互联网公司需要掌控各类大数据的入口，只有真正控制了这些初级生产资料，才可能在其基础上不断创新。而改革最终形成的寡头局面仍然没能摆脱原来的老问题：重复建设、非充分竞争等等。这种战略转型对增强电信基础网络的整体价值十分重要，也意味着更多的私人公司可以在开放平台上提供各种增值服务，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尽管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寻租和腐败。

安全软件企业把竞争对手的软件列为不安全级别，从而建议消费者卸载。如上所述，平台型企业并未限制竞争，只是转换并优化了竞争环境，使之更能够迎合消费者需求，同时还可以利用平台权力消除不正当竞争。

一旦国家行为和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限制，不仅容易滋生腐败，也会通过对基础设施架构的控制来实现对网络市场和行为的直接干预。这个意图并不是所有专项内容管理部门都能实现，教育网、科技网和经贸网因其非商业运营性质而发展缓慢，其他部门只能经由同电信管理部门的合作来推行自己的管理平台和技术手段，并主要规制终端市场（这也是电信改革的主要成就）。

这首先体现在对境内所有网站和服务器进行登记备案，在历次清理不良信息的运动中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对淫秽色情、黑网吧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上。早在上世纪末的电信改革之时，王小强和方宏一之争就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制模式：前者赞同由电信部门接管广电网，并按照网络技术进行大规模改造。